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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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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名:

      《万历十五年》

      作者:

      [美] 黄仁宇

      分类:

      中国历史

      字数:

      20.9万字

      方式:

      纸书

      读书日期:

      开始日期:2019/01/01

      结束日期:2019/04/06

      读书总结:

      这本书整体讲了什么?

      万历十五年,一个决定了明朝命运和走向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很多大事件,每个事件看似并无关系,却是整个我们历史几千年的症结的结果:当时的明朝是一个依靠道德而不是技术在运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缺陷的结果便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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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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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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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以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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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各项礼仪,皇帝需要频繁地更换冠服,有时达一日数次。服饰中的皇冠有一种为金丝所制作,精美绝伦,而又不同于欧洲式的全金属皇冠。皇帝在最隆重的典礼上使用的皇冠是“冕”,形状像欧洲学者所戴的“一片瓦”,不过冕上布板是长方形而非正方形,前后两端各缀珍珠12串。这种珠帘是一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和冕相配的服装是饰有豪华刺绣的黑色上衣和黄色下裙,裙前有织锦一片,悬于腰带之上而垂于两腿之间,靴袜则均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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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每年在先农坛附近举行“亲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这一事例如同演戏,在“亲耕”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选取优伶扮演风雷云雨各神,并召集大兴、宛平两县的农民约二百人作为群众演员。这幕戏开场时有官员二人牵牛,耆老二人扶犁,其他被指定的农民则携带各种农具,包括粪箕净桶,作务农之状,又有优伶扮为村男村妇,高唱太平歌。至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使用一般的农具,他所使用的犁雕有行龙,全部漆金。他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在两名耆老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三次,就完成了亲耕的任务。耕毕后,他安坐在帐幕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顺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他的任务则是播种。播种覆土完毕,教坊司的优伶立即向皇帝进献五谷,表示陛下的一番辛劳已经收到卓越的效果,以至五谷丰登。此时,百官就向他山呼万岁,致以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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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加早朝之前,凡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宫门前守候。宫门在钟鼓声中徐徐打开,百官进入宫门,在殿前广场整队,文官位东面西,武官位西面东。负责纠察的御史开始点名,并且记下咳嗽、吐痰等以至牙笏坠地、步履不稳重等等属于“失仪”范围的官员姓名,听候参处。一切就绪以后,皇帝驾到,鸣鞭,百官在赞礼官的口令下转身,向皇帝叩头如仪。鸿胪寺官员高唱退休及派赴各省任职的官员姓名,被唱到的人又另行对皇帝行礼谢恩。然后四品以上的官员鱼贯进入大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并请求指示,皇帝则提出问题或作必要的答覆。这一套早朝节目在日出时开始,而在日出不久之后结束,每天如此,极少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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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日,皇帝一天要批阅二十至三十件本章。这些本章都写在一张长纸上,由左向右折为四叶、八叶、十二叶不等,因而也简称为“折”。本章的种类很多,式样、字体大小、每叶字数以及行文口气等都因之而各不相同。但概括说来则可分为两种:其一,各衙门以本衙门名义呈送的称为“题本”。题本由通政司送达宫中,其副本则送给给事中办事处,即六科廊房。题本中的内容大都属于例行公事,很少会引起争执。其二,京官以个人名义呈送的称为“奏本”。奏本所呈奏的事项十九在呈奏者的本职之外,例如礼部官员议论军政,军政官员批评礼仪。因为属于个人的批评或建议,所以事先不必通知自己的上级,也不必另备副本。奏本由呈奏者自己送到会极门,由管门太监接受。由于这样,奏本的内容,在皇帝批示并送交六科廊房抄写公布以前,别人是无从知悉的。在全体臣僚中引起震动的本章,往往属于这一类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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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受这些信任和荣宠之际,张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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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冻天寒,溽暑蒸人,我们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分,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更直截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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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二十五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时行(当时他尚未姓申,仍袭用外祖徐姓)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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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例如就在这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铤而走险,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势令人惊骇。但仅是惊骇于事无补,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如果不是这样,则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其中万别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训令,使得一千一百多个县令个个做事符合机宜?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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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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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申时行充当首辅的年代,全国文官的总数约为两万人,其中京官约占1/10。当他们朝会集合时,就出现一片令人眼目昏眩的现象。他们的朝服为纻丝罗绢所制,四品以上为红色,五品以下为蓝色。朝冠系纱制,侧带两翅;朝靴黑色,靴底边上涂以白色的胶漆。腰带并不紧束而是轻松地悬在腰间,上镶玉、犀角以及金银等方块,所以在阳光之下闪烁不已。

      官员们的品级由“文官花样”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称Mandarin Square。文官的花样总是绣着两只鸟,鸟的品格和姿态则因级别的高低而异。如一品官的花样为仙鹤翱翔于云中;三品官的为孔雀,一只着地,一只冲天;至九品官则为鹧鸪二只,彼此都在草丛中觅食。武官的袍服形色和文官相似,但品级不用鸟而用猛兽来表示,依次为狮子、虎豹、熊罴等等。监察官员亦称“风宪官”,虽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样却不标品级而绣以“獬豸”。这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能辨善恶。它对好人完全无害,但当坏人接近,它就一跃而前将其撕为碎块。还有极少数的文武官员,包括宦官在内,可以由皇帝特赐绣有蟒、飞鱼、斗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贵又在其他花样之上,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申时行于1585年即由万历赐予蟒袍。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称为生员。生员应三年一度的乡试,合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参加在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举人得授九品官职;进士得授七品官职。此外尚有监生、贡生等名称,也都可以经过一定的途径得到官职。总之,科举制度以各种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考来考去,全国的读书人被网罗而应试的总数当在百万以上,其中文理通达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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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不少的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北京的一些放债人,经常借钱给穷困的京官,一俟后者派任地方官,这些债主就随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还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本。地方官综揽民政与财政,致富的机会至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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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办法,即以“责任”二字为交代。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例如三千亡命之徒,丛聚为盗,当地地方官必受检举。他可以被指责为因循贻误,缺乏胆识,以致事态不可收拾;有时被检举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论为浮躁轻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这样,凡是发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已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府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也无法结案。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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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朝历史上最严格的数次考察,曾使两千多文官停职降级。在当政者来说,没有这样的办法,朝廷上就无法去旧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来说,这样大批的斥退的确令人寒心,于是他们更要互相照顾,以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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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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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这一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

      加强行政效率乃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在于国富兵强。理财本来也是他的专长,但就是在此专长之中,伏下了失败的种子。这其中有很多复杂情况,是为外人所未能深悉的。

      这种复杂性首先见于税收。本朝一千一百多个县,表面上看来都是相等的行政单位,但实际每县税粮总数不仅不同,而且相去极远。在多种情形下,总数一经规定,就因袭而不加修改。一个富裕的县份,其税粮总数可以是一个穷僻县的三百倍到五百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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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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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时行没有做烈士的决心。他坐在前任的书案之后,认为张居正当年如能避免各种错误,他就没有自我牺牲的必要。申时行记得清楚:在万历初年大家对张居正还心存钦慕,他们没有责成这个首辅舍弃旧章,创造一个新的行政系统。他们心目中的大政治家,应当以个人的声望来调和各种极端。在一般情形之下,他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但这标准只能维持到一定的限度。事态的发展逾于限度之外,则就要用恕道来原谅各人的过失。首辅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的作用,即为申时行所称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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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时行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八个首辅中,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可谓能全始终,其他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六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仍被追究。表面看来,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实所有案件,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中的矛盾。首辅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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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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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帝国,在许多问题上一定是要生罅隙的。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强迫要求各人保证不生罅隙。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申时行的立论并非没有理由,但是从他四年内在文渊阁执政的记录上看,其成功的希望至为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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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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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忿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究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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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外,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这两项目标的出发点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在万历皇帝御宇的48年中,特别到了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就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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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重振道德的运动,其标榜的宗旨固然极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预料之内。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断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他成为决断人间的最大的权威。如果官员们承认他的决断确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出于佞幸的操纵,那么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绝对服从。东林党当然不能具备这样的绝对权威,更何况当日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丧失了评定善恶的标准,仅凭这几十个自诩为品德优秀的官员,反倒能订出一个大家所承认的标准?这几十个官员尽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种能为别人所承认的道德伦理,结果却事与愿违。反对他们的,也同样地使用了他们的治人之道,即用道德伦理的名义组织他们的集团以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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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僵持的局面,应该看作本章一开始所说的“宪法危机”。因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的问题始终没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废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理论上的依据。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作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他的几个弟弟也同样没有这种权利。因为皇帝的儿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礼了。第二,立长而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法规,这在永乐登极之后更为明显。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侧”的名义,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虑他的二哥和三哥两房的优先继承权。所以在二百年之后还要坚持继承皇位必须按出生次序,就等于否定了永乐皇帝的合法性。第三,根据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属次要。常洛之母为恭妃,常洵之母则为皇贵妃,前述子以母贵的原则在祖训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万历非立常洵不可,他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氏,使常洵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在本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而并未因此发生政治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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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而且一口咬定立储大计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不容旁人置喙,而且进一步以意图不能实现即自动退位作为威胁,这都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令也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所以,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纲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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